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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却失败了。新葡京410[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新葡京410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有了。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的时候,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经树立了权威,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认了。

[6]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势力骤然削弱,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1]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2],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我的结论是:这种殖民并不靡费,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人也较少;而被触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既贫困而且散居各方,是不能为害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新葡京410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18]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19]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20]里米尼和卡梅里诺(RiminieCamerino)的统治者是朱利奥·切萨雷·瓦拉诺(GiulioCesareVarano)。[1]原题拉丁文:“Ouodprincipemdeceatutegregiushabeatur”。Casella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为了受人尊敬…”(“…perchòsia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译作“…要赢得声誉…”(“peracquistarsireputazione”)。

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1]。他们抱着这个想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怀着恐惧、妒忌、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在为非作恶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任何藏身之所。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5]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的人们折服。因此,在那样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证据是塔罗之役,其次是亚历山大、卡普亚、热那亚、维拉、波洛尼亚和梅斯特里诸战役[6]。

[7]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inartiointribu),前者指手工艺、商业、贸易等依宣誓结成的行业组织;后者则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4]汉尼拔(Annibale,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后失败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败后自杀。新葡京410[7]马尔科·奥雷利奥(MarcoAurelio,121—180),罗马皇帝(160—180),以斯多噶派哲学家出名,著有《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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